据说，历史是相对公允的，但历史也是不被人们所广为认知的。就三国这段历史，知道的人，如果用凤毛麟角去形容，也是毫不夸张的。大家知道的三国，普遍都从演义中来。一些学者，会拿着《三国志》，对演义做一些增减。而广大民众则直接将演义当成了历史。
演义是抑曹扬汉的。说扬汉，实际上褒扬的是刘备。数百年以来，影响了上亿的读者。到现代，价值观发生了转变，又变成扬曹了。但长期扬刘的影响也在，流毒不可能一下子肃清。
就现代的老百姓而言，出于现代的价值观，普遍可以说，对曹操这个人由鄙视转为了景仰；而对刘备那样的仁德之士，则由景仰转为了鄙视。这样的转变，仅仅出自于最近二三十年来的价值观的转变。因而其转变并不是那么彻底。譬如，对于刘备武将的事迹，大家仍然津津乐道；而对于曹操武将的事迹，大家就陌生了。
十月十日，有个自号千里马的人在百度散文吧撰文歪解三国。文中说：“我透过小说的描写，看出了刘备的一些做人的破绽，看出他的可怕之处。”这位仁兄不知道从哪儿看到了关于刘备伪善的说法，蛮以为散文吧的吧友不知道，准备跳出来振聋发聩。
这人举出的主要例证是刘备离开新野的时候，百姓追随的事情。其中，他所罗列的前两个根据恰恰与曹操有关。第一个根据是：“曹操的军队毕竟是政府军，政府军队讨伐刘备等军阀率领的地方杂牌，一般不会杀戮老百姓。”第二个根据是：“在《三国》中，曹军屠城和屠村的事例好像基本没有，反倒有‘割发代首’的美谈流传下来，所以，我觉得曹军的素质还是不错的。”
其实很多人都这样，说一个人好的时候就捧到天上去，说一个人坏的时候就坚决打倒再踏上一只脚。曹军就不杀人民了？且看：“且说操大军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陶谦在徐州，闻曹操起军报仇，杀戮百姓，仰天恸哭曰：‘我获罪于天，致使徐州之民，受此大难！’”这段文字表明，曹军的屠城，不仅屠杀了整城人民，并且连已经死亡的也不放过，还要发掘坟墓，挫骨扬灰。
其实，曹操并不坏，但也并不是至善至美；刘备也是。小孩子思维简单，常常把人物归为好人、坏人两类。而成年人就不应该这样了。人性是复杂的，好坏两个字是不能够表现复杂的人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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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超投奔张鲁，张鲁欲招马超为女婿，被杨柏阻止了。就这件事而言，难道杨伯做错了？马超是何人，当时也是一方诸侯，只因败于曹操，这才流浪至此。想一想过去，看一看现在，马超来投，跟吕布投刘备是不是很像？可以这样说，越是有才华的人、越是有本事的人，就越是难以保证他的忠心。因而马超来投，立即引为心腹肯定是不对的。张鲁欲招马超为婿，其实是含有政治婚姻的意思。在荆襄一带，政治婚姻是非常普遍的。一个又一个的大家族，因为政治婚姻而捆绑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便共同进退，从而使得涓涓细流汇聚成汪洋大海，形成了足在对抗官府、左右地方形势的庞大力量。张鲁如果与马超成为翁婿，也有可能因为姻亲关系，而使两人的关系更进一层。不过，那却是有条件的。条件是，马超重视夫妻之情、张鲁重视父女之情。而如果张超和张鲁两人真的很重视的话，为何又拿这桩婚姻作为拉拔关系的手段呢？所以，只有不重视，才有这桩婚姻；而有了这桩婚姻，必然会因为不重视，而达不到真正的拉拢关系。这与荆襄地区豪门子弟本来就有来往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
于是，杨伯阻止了。这事，放以今天来看，绝对是对的。在现代人看来，张鲁的女儿谁都可以嫁，也可以嫁马超，但须得由张鲁的女儿自己愿意才行。所以杨伯的行为，放在现代，也是符合社会道德的。这松伯二人之中，弟弟杨伯的清白，就还是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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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还杨松以清白，是比较困难的。杨松的品质，叫做十分贪财、见利忘义。后来说的卖主求荣，等于是见利忘义的引申。所以，还是归到前两条。两条之中，第一条是贪财。
贪财是一种私欲。就是想是吃好点、住好点、过得好点。其实每一个人都有私欲，还包括一些动物。人和动物在生存和繁衍过程中，一直都表现着私欲。据说，衡量社会发展的标志，看的是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概念的最新解释则是：人类运用各类专业科学工程技术，制造和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产品，满足人类自身生存和生活的能力。试问，如果人人都没有私欲，都不想吃好点、住好点、过得好点，那发展生产力还有什么用？因此，可以说，人们和私欲，其实就是生产力发展的原动力。私欲，本是一种正常的、正当的愿望。
其实，现代国家领导人都明白，要想社会经济长足发展，就需要调动或释放全体人民的积极性。而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说的就是调动尽可能多的大多数个体的私欲在合理的范围得到释放或满足。
这里需要强调一下，是尽可能多的大多数而不是调动少数个体的私欲，更不能为了少数个体的私欲而压制大多数个体的私欲，因此这就要求个体的私欲在合理的范围得到释放或满足。举例：在奴隶社会，占人口比例极少的奴隶主为了满足自已的私欲而压制占人口比例大的奴隶阶层的私欲，因此生产发展慢；后来进入封建社会，允许土地出租，占人口比例大的农民的积极性得到调动，因而生产发展较快。
如何使个体私欲的释放限定在合理的范围内，避免阶层与阶层、个体与个体之间释放私欲时的冲突，这是国家的责任。国家制定的政策或规则要有利于调动全民积极性而不是只保护少数人的利益。不要总是去责备个人而忘了国家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