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省的宝山的双圣庙内了一座古代合葬墓，墓室约宽2.9米，深1.3米。
两块约为0.8米的墓碑并列立在约0.43米高的墓台上，左侧碑上中间竖刻有“齐天大圣”4个楷书大字。
右侧碑竖刻“通天大圣”4个楷书大字，而且，在两个碑的大字下端都横刻有“神位”两个小字，而且碑文外框均以浮雕如意卷草花纹装饰。
对于这个墓室，是否真的是孙悟空的大家都有所怀疑，毕竟一个神话人物，里都说他是石头里蹦出来的，他还能像平常人一样正常死亡在弄个墓室待?
就算说吴承恩在写孙悟空这个人物时，就是有一个真实的原型。
但是，在元末杂剧《西游记》中，曾写道，孙行者共有兄弟姊妹五人，大兄齐天大圣，小圣通天大圣，显然“齐天大圣”和“通天大圣”就是一对兄弟。
据推断分析，这座墓的出现时间比吴承恩的《西游记》早了两个多世纪。
听完张天元的这番话，杨怀仁直接都目瞪口呆了。
他还真没听说过这个事儿。
虽然这墓葬里的齐天大圣不太可能是里的那个齐天大圣，但居然世上会有如此巧合的事情，这不得不说，真得让人觉得非常有趣啊。
“对了，说起有趣的东西，我今天早些时候收了一张彩票，你给瞧瞧。”
杨怀仁忽然说道。
“老师您这不是坑我吗？在古董古玩方面，我跟您可是差远了，您居然让我来帮您看什么彩票？”
张天元苦笑道。
“我说你小子能不能别谦虚了啊，你的知识面之广，是我从未见过的，难道说你是不肯帮师父我这个忙？”
杨怀仁道。
“好吧好吧，那师父您拿过来吧，我就瞧瞧，但未必认得。”
张天元也并非是万能的，虽然说他在六字真诀的帮助之下的确是学到了不少的东西。
但也并非就是全知全能啊。
不知道的东西也是非常多的。
“这个应该是吕宋票，老师您这是考我呢，您不会不知道这个吧？”
张天元笑着问道。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你老师我没你那么万能，我最擅长的还是风水相术，所以这方面还得是看你的了。”
张天元不知道杨怀仁说的是真是假，不过既然他这个师父提起来了，他就只能如实说了。
“算起来的话，应该是在清代末年，彩票传入中国，并逐渐遍及各省。
彩票是清代人赌博的方式之一。
人说大清天下放眼望去三只鸟：鸽（彩票泛滥）、鸦（鸦p烟毒）、鹞（娼?妓遍地），可见彩票的疯狂与盛行。
19世纪60年代，吕宋票在上浦开始流行。
这是一种从吕宋国贩卖到中国的彩票。
吕宋票是西班牙在它的殖民地菲律宾发行的一种大型彩票，以中国为主要销售对象。
吕宋票进入中国市场后，因没有竞争对手，独领风骚40年，年销售额约130万元。
当时，清政府全年的财政收入仅1.1亿元，国人对彩票的热衷由此不难想象。
据记载，同治、光绪时期，在中国商贾凑集之所，都出售吕宋票，店面高悬‘吕宋彩票出卖’或悬‘发财票出卖’。”
“吕宋国是不是就是今天的菲律宾吕宋岛？”
杨怀仁问道。
“对，师父您说对了。这种彩票正是起源于菲律宾。
该彩票发行于1月。
长16厘米，宽5．5厘米，彩票正面印有编号。
据悉，当时发行的彩票全张为10枚，半张为5枚，且统一连号。
彩票由旧时的‘江得来号’商行销售处代理发行。
据史料记载，当时菲律宾的彩票业主要控制在西班牙殖民者手中，随着菲律宾战争的爆发，西班牙人很快就被打败。
于是，吕宋票便成了中国人手里的一张废纸。
作为一段屈辱史的佐证，又历经百年的沧桑，吕宋彩票能遗存下来的可谓寥寥无几。
当时，吕宋彩票的发行面较小，大致分布在上浦老城厢附近和外滩租界一带。
吕宋彩票的发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旧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状况，同时对研究我国的经济史、金融史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所以这些东西，应该还是有一定收藏价值的。”
其实真要是说起来的话，单就形式而言，彩票在中国似乎可谓古已有之。
早在元代，一些寺院就曾使用“拈阄射利”的抽奖票，出售一些物品。
清朝乾嘉时期，东广一带民间从放鸽会中演生出一种“白鸽票”，由众人先行醵资，抓阄猜射。
道光以后，同样在东广流行过一种“闱姓”博弈，即当科举考试之际，亦由众人自行集资，押猜当年中举士子，中者可获大利。
虽然这些手法已约略具有现代彩票的影子，但是其距现代彩票的商业性经营还有很大距离。
吕宋票在中国获得丰厚利润的状况，使国人中出现了仿办活动。
但在通常情况下，这类活动既不能公开，也不能成功。
其原因在于，自清代前期以来，官方对于赌博有厉行禁止之律例。
包括“白鸽票”和“闱姓”在内的抽奖形式，始终就被当作赌博行为而屡遭查禁。
例如，光绪六年，上浦县官府还出示禁止仿办吕宋票，并处理了两批托寄洋商名下私制彩票之人。
事实上，就在上浦县官府查禁彩票行动之前一年，恰恰也是在上浦，却有一次公开仿效吕宋票的售彩活动顺利进行，并且没有受到官方的任何干预。
更重要的是，正是以这次活动为起点，拉开了彩票在中国发展成一项正式行业的序幕。
这就不能不提到当时颇具声势的民间慈善公益事业晚清义赈。
晚清义赈这一新事物的出现，为彩票的公开经营提供了契机。
晚清义赈是中国近代赈灾活动中发展出来的一个新鲜现象。
以年爆发于华北地区的大规模旱灾即“丁戊奇荒”为契机，民间社会自发兴起了一种“民捐民办”的义赈形式，即由民间自行组织的赈灾活动。
与当时弊端丛生的官方赈灾机制相比，它具有较大的优越性，因此很快就赢得了广泛的社会信任，迅速成长为一项具有巨大社会影响的慈善公益事业。
(三七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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