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黄老没写的真正原因，恐怕还有一点，尽管他在文中，对该画卷各段明清题跋的抄录裁割过程进行了清晰的梳理，但鉴于历代题跋原迹曾被人任意改割，亦无法观其全貌。
看来他是冀求在高贞白的获得某种信息，但高氏的文章令他感到失望而无从下笔。
高贞白一文收在他的中。
高氏坦言，他既没有看过，也没看过徐悲鸿藏的，所说皆是途听道说，尽管原藏家罗氏是他友好。
殊不知罗氏虽说是收藏家，但也是古董商。
商品交易属于商业秘密，是绝不会轻易透露的。
能对外人言者，恐怕隐瞒或炫耀更为普遍。
况且罗原觉在重新装裱时也做过手脚。
因此高贞白无法知道此图在广东的递藏经过及真相，只能按罗氏所说而记之。
至于他说徐悲鸿藏的请赵浩公鉴定，也是胡编，一是那年赵氏根本不在香港。
二是根据记载，徐悲鸿是找黄般若“鉴赏”的，香港月刊1972年7月号孤独行者一文曾经记载。
故高贞白一文，只能作掌故家之“趣谈”观之。
黄苗子是当代中国一位很有底蕴和地位的老学者，李明光对他，那可是相当尊重的。
当是张天元听了这些话之后，就一直惦记着的下落了。
来到美国之后，他曾托人寻找过这幅画，据说是被王季迁放到了大都会博物馆展览，然而真正去了之后，却并未看到。
由于的题跋及藏印经历代藏家及画商割去，而黄苗子所藏原题跋蓝晒本也因王季迁而散失，因而对该图的递藏无法进行准确考证。
到底如何从宋留存到今天，并辗转流落在广省?这大概已不可考究。
但根据所见资料，对该图在广省流传百年的递藏情况还是可以进行一番梳理的。
在相关的文献中，最早出现在中，依次记载为：
一八二五年八月十二日：“英圃着人送到宋武宗元来，甚佳。此图仅得半截，有赵文敏跋，是真笔异物也。”
一八二八年九月初五日：“卢英圃以武宗元来嘱题。”
同年九月十七日：“为卢英圃题，是宋武宗元笔，内有赵松雪跋。”
九月二十日：“卢英圃以大幅石田画来阅，不真且不佳，清湘松竹佳而未必真，已送复了。”
由此可知，19世纪初此画已流落广城，为卢英圃所藏。
卢英圃，顺德人，收藏颇丰。
谢兰生于1828年在浅红冷金笺上为其题跋：“古人绘五帝图，于东、南二帝，意尤矜慎。考陈若道像，擅长而专工则在东华帝君像。
谓：
东华位乎震，自乾再索而得震，乃帝出应物之象，非道家不知此义是也。
又武虞部常绘三十六帝于上清宫，其赤明天帝潜写入太宗御容，真宗见之，焚香再拜。
盖赤帝即南极天帝，以宋火德王故也。
此卷亦虞部之笔，而五帝朝元只得南、东二帝，其余皆已佚去。
他时延津剑合，固是佳话，否则此一截正通卷聚精会神处，谓之全壁，亦奚不可耶。
至辨正之精确，则松雪一跋已详，无庸更赘一字矣。”
此图随后为陈桐君所得。陈桐君，字凤翁，室名“补读庐”，号“颖川飞凫人”，顺德人。
翰墨轩主有陈桐君题于乙卯中秋节之跋，记其收藏该画之缘由及原跋损毁情况：“吴道子五帝朝元图，岭南名迹也，南海卢氏藏之四世沧桑，后卢氏尚新学，尽弃前人珍秘，予于肆购得之，奇缘也。
乙卯八月朔，吾粤东西北三江水同时并发，平地水深逾丈。
翌日大火亦至，仓卒出险，仅携倪高士淡室诗卷、赵文敏夫妇合作兰竹卷，独吴迹倒卷至将柯敬中、赵俞二跋损去。
回忆途中灭顶三次，水浸六时，虽有少损，亦云厚幸。”
鉴于赵、柯之跋被损，陈桐君特忆补录如下：
赵跋云，玉山顾仲瑛赠此卷与道士余彦祥藏之十余年，偶以见视，诚奇宝也。
然非深知汉魏石画之神理，鲜能领略其奥妙。
审此人殊其貌服别其制，繁而不紊，简而无遗，环佩飞扬，千变万化，始知曹衣出水，吴带当风，固非虚誉也。
柯跋谓金人破汴，余珠玉帛辇之北行，古书名画，弃之路下道上，卷首割裂垢甚，必经浩劫，他日恐无延津之合，而卷中聚精会神处，全在东南二帝与护法。
法谓之全璧，亦奚不可按武宗元朝元仙仗，自南渡后已归贾相悦生堂，古迹记斑斑可考。
此卷前后并无贾似道悦生堂封字葫芝等印，其非虞部明矣。
宋人去唐未远，吴迹尚多留存，源流亦易于稽核，翟张二公，定为吴笔，必有可证，宋之不逮，唐者笔力古拙矣。
吴生本传有洛城玄元皇帝庙壁五圣朝元图，杜工部诗句亦恰为写照，更驰借天王送子图以校如出一手，余定为玄元皇帝庙壁之稿本，可无疑矣神。
据此可知，陈桐君得此画应在民国前后，1915年后易手于画肆。
据1933年8月19日香港刊一文透露：
罗原觉“以七千元之资与何丽甫之戚刘开买朝元仙仗图绢本一卷”。
1925年十二月初一，罗原觉为之长跋，属友人黄乔书于卷后。
罗跋说谢兰生之跋为陈桐君割去。
不过，罗氏在重新装裱时又把陈跋割去，使之流落坊间。
至于陈氏及罗氏还割去什么题跋与藏印，则已不得而知了。
很多曾经发生的事情，在书本之中记载都不够详细，真正要去调查，完全是要看运气的。
(三七中文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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